如果一位都市的知识女性被贫困的农家女们称呼为朋友、大姐、阿姨、老师甚至妈妈，那么，这位女性一定是个善良的人。如果一本杂志在时尚美女作封面的趋势里，始终以农村妇女为封面，那么它大致会被认为是“土气”的。可就是这样一本曾被称为“丑小鸭”的杂志，在这位善良的都市女性领导下，采取开展活动和搞项目与杂志互动的形式，使杂志的品牌得以升华——在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的心中生根、发芽、长大，杂志社被广大农村妇女称为“娘家人”和“贴心人”，这本杂志就是《农家女》，这位女性就是谢丽华。
从都市知识女性到《农家女》主编
11年前，谢丽华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本专门为农家姐妹办的杂志的主编。作为《中国妇女报》编辑、记者，她的活动领域在大都市，和朋友们一起为大龄和单身者操办起享誉京城的单身俱乐部，作“妇女热线”的咨询员，组织全国性的妇女参政议政学术研讨会，这些对她来说都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她面对的都是与自己生存环境相差无几的城市妇女。
然而，1993年，在谢丽华被任命作《农家女百事通》 (《农家女》的前身)杂志主编的时候，谢丽华的人生开始面临转折。从一篇篇稿件，一封封来信中，她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四川农家姑娘为摆脱家乡的愚昧和贫困，带着15岁的妹妹到广东去找事做，不幸双双被骗子拐卖，因偶然看过《农家女》杂志便向《农家女》杂志社求救。自己的一位老战友下基层挂职锻炼作县委副书记，为调查一位农村妇女被丈夫和家人活活打死的恶性案件深入到山区农村，看到的却是乡亲们的麻木表情和当事人的法盲——读到这些，谢丽华身上一阵阵发冷，同样是女人，城市和乡村竟有如此差别!
谢丽华决定亲自下乡看看。与以往下乡不同的是，因为心里多了份想了解真相的责任。来到农村，她看到了更让她至今心颤的事情：在河北辛集张品果园采访，十几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一个个竟然是睁眼瞎，只会拿着谢丽华送给她们的《农家女》杂志当画书翻着看。原来，除了一个读过初中外，其余都是文盲。而这已是1993年了。
谢丽华的心被震撼了，看来自己对农村的了解太有限了。为寻找那种感觉，谢丽华专门回到阔别三十余年故里乡村，吃着农家饭，走在乡间路上，说着农家话，谢丽华的心里有了底：不是农村妇女不需要这本杂志，而是太需要了!
怎么才能让农家姐妹知道和接受这本杂志呢?那只有一次次地往农村跑，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受教育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自立自强自爱问题、法盲问题、脱贫致富问题等等，她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城市妇女同样会遇到的问题，在农村妇女看来则可能会成为不可逾越的沟。用一位进城多年的农家女的话说，她们太需要有人告诉她们：为什么城里入要比农村人有优越感；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收获；为什么男女是平等的；为什么关键的时候要让法律替你说话……
一系列的“为什么”，让谢丽华着实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这时一个与众不同的办刊思路在她的脑海里形成，从刊物的发行渠道中获得线索来开展活动，用活动再来解决农村妇女中存在诸如缺少技能等实际问题。事实证明，在以后的11年中，让活动与杂志互动的办刊思路，使《农家女》杂志成为品牌，杂志的社会效益显著。
一所学校拉近农家女与《农家女》的心
让谢丽华感动的是，当下去采访时，说起《农家女》杂志，农村妇女们大多知道。可是《农家女》和农家女怎样才能心贴心呢?那就得关注的同时还是要尽可能地解决农家姐妹的实际问题。在谢丽华的办公桌上，每天都堆着厚厚的，一摞求助信，那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有给考上中专和大专的孩子申请学费的；有希望得到小额贷款的；有让帮助进城打工找工作的；还有为了给亲人看病，询问在哪里能卖身上器官的，等等。
这一幅幅画面和一封封来信撞击着谢丽华的心，面对贫困和呼救，她感到自己很无能。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忙完白天的工作之后，晚上静静地铺开信纸，和这些素不相识的兄弟姐妹说说心里话，让他们千万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有时谢丽华也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二百元钱寄给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姐妹，但她知道面对需要帮助的人群，这只是杯水车薪。经过几年的思索，谢丽华决定尽所能为农村姐妹办一所学校——这是谢丽华开展的最为艰苦的一个项目。
搞项目就得有资金，仅凭杂志的利润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多数农村妇女还处于贫困之中，农村姐妹尽管渴望知识，渴望致富，渴望精神食粮，可由于文化、观念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她们不可能像城里姐妹那样潇潇洒洒地进行“精神消费”。
同样，对一个仅有十多个人的小杂志社来说，困难和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选校址、订合同、筹资金、搞基建、聘人员、跑注册等等，有干不完的事情。可他们义无反顾，把这当作杂志社第二次创业。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有数万读者在支持着她们，有很多海内外的朋友在帮助她们，更重要的是《农家女》是全国惟一面向广大农村妇女的杂志。
把理想变为现实，得学会“要钱”，谢丽华自嘲地说。1995年，谢丽华参加了一个论坛。组织者让参会的人闭眼沉思几分钟，然后说出你最大愿望或梦想，再说出为实现这个愿望或梦想需要多少资金。谢丽华说，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和梦想是为我们杂志的农家女读者们创办一所科技含量高的技能培训学校，入校的人不是为了获得学历和文凭，而是让他们学会一种生存技能和本领。这所学校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学员的需求，你想学什么就能学到什么：种植、养殖、经营、电脑、缝纫、美容美发等，只要你走进这所学校，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你就会成为一个自立于社会的人。它是学校，但可能更像农场，或更像专业培训班，学生在里面可以勤工俭学，边打工边学习，自己挣学费，自己养活自己。
1998年，谢丽华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创办成功。这所免费培训学校的建立，在广大农村妇女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来自全国各地上千封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农家女杂志社。他们都表达了一个だ锒痰焦夷酥潦澜绱笫拢嵘赣铮邮狄锥Ｊ鞘裁戳α咳眯焕龌芗岢质嗄昶谄诓宦涞匦聪抡庑┏渎徘楦械奈淖帜�?
其中这样几句话也许能说明： “自从选择了《农家女》，我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首先，我有了一份推卸不掉的使命感。在办杂志之前，我也到农村去采访，但那都是为了采访而采访。每到一地，有事先联系好的妇联干部陪同，他们如数家珍般把当地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介绍给我，然后是采访、吃宴；然后是写稿、登报；再然后是评好稿、评职称。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人生和事业与千千万万农家姐妹有什么联系，更没有想过农村妇女中那些更贫困的妇女需要和发展与我的工作有什么联系。而如今我学会了脚踏实地地做事，脚踏实地地做人。在创业的实践中，我学会了合作、忍耐、坚韧不拔。我的理想在农家女的事业中得到升华。”
这是谢丽华与《农家女》风雨11年的深切感受。她动情地说： “我们广大的农村姐妹太需要有人推心置腹地替她们说话，为她们呐喊。在关键时刻拉她们一把，帮她们一把，哪怕是陪她们走段路也好。”
《农家女》会永远姓“农”
面对杂志日益向豪华、时尚方面发展的趋势，谢丽华“说实在的，当初在创办这本姓农’又姓‘女’、被大多数人不理解或没有人看上眼的杂志社的时候，我们对她的发展前景也是估计不足的，甚至在杂志发展最困难(资金不足，没有人愿意干、发行量上不去)的时候，我自己也动摇过。有人给我出主意，是否把这只‘丑小鸭’改造成‘白天鹅’，让她成为一本纯商业性的杂志，印刷得豪华精美些，不求发行量，只求广告效益。思考的结果我没有选择这条出路。”
能让这本杂志成为农家女们掌上的读物，谢丽华慨叹，应该归功于’95的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谢丽华有幸走出国门，到泰国参加了“妇女与传媒”国际会议，到西非的塞内加尔参加了非洲地区区域性筹备会议。当外国朋友了解到《农家女》杂志是中国惟一专门办给农村妇女看，而且大部分稿件都出自农村姐妹之手，发行渠道是通过县、乡、村三级妇联组织网络形成的，都感到很了不起，认为这事只有在中国才能办到。世妇会期间，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外国朋友参观农家女杂志社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赏，大大鼓舞了谢丽华和同事们的土气。她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支点”：我们杂志社只有10来个工作人员，能量有限，能力有限，不可能改变大局，那么只有从自己做起，从一篇篇稿子做起，从一本一本杂志做起，从一个一个小的项目做起。围绕农村妇女进步与发展开展系列项目和活动，才能使《农家女》永远是农家女的贴心读物。
无论是在湖北、河北、甘肃开展扫盲试点；在北京成立“打工妹之家”；在河北的满城、迁西、青龙，湖北的枣阳，贵州的麻江等5个县市开展扶贫小额信贷活动；还是搞农村妇女病的普查、基层妇女干部的培训、农村法律知识读本的编写、农村妇女自杀状况的调查等，这些活动都让农家女们深切感受到《农家女》杂志对她们的关注和关爱。事实上通过做项目，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可以经常深入到农村，由于对农村实际状况的了解，她们的编辑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中。杂志质量的不断提高又促进了发行量的上升。
问谢丽华-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她会说是农村妇女的脱贫致富和受教育问题。从前者而言，让《农家女》杂志为农村姐妹们架金桥铺富路，是杂志社重要的编辑思想。可是令她们苦恼的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她们大郡是门外汉，加上农业生产地域性非常强，中国的地盘那么大，在选择和编写这类稿件时，往往是颐得了南方顾不了北方，顾得了春季顾不了冬季。尽管编辑们在主持这些栏目时，动了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但是这部分内容还是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从后者而言，杂志社虽然先后在三省六县开办了87个扫盲班，有近3000名农村妇女通过半年多的学习至少掌握了300个以上的汉字及基本科技常识，但是与我国有近1．1亿的农村文盲妇女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相比，还是杯水车薪。何况每年有100万失学辍学儿童，而女童又占绝大多数。这些都让谢丽华和同事们着急和痛心疾首。她们说，这不是中国的特色，是世界性的，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对她们来说，能做的就是抓住脱贫和受教育这两个环节，并且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抓出成效。
谢丽华说：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农村姐妹也能和男人们一样，也能和城里的女人们一样，背着书包而不是挎着鸡蛋篮子，昂首挺胸而不是胆胆怯怯由乡村走进城市，走进我们的农家女学校，她会坦然自若地向家里人摆摆手说‘再见’；她会理直气壮地向邻居大妈大婶宣布： ‘我要到北京学习去”’。这是谢丽华的愿望，也是《农家女》杂志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