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著名的专栏作家总结过“犯贱”的哲学，一共16个字：人不犯贱，我不犯贱，人若犯贱，我必更贱。这个哲学假如套用在如今对“贱文化”的声讨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几乎所有以领“贱文化”风气之先的节目无不具备以下特征——节目本身或者主持人表现得比观众“更贱”。

　　如果我们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电视综艺类节目上，不妨可以这样表达：这些节目的策划制作及主持人，无一不活学活用了“犯贱”哲学之精髓，从《康熙来了》到《超级女声》，观众的眼球越多，收视率越高，意味着产品的制作方越“贱”。

　　客观一点看，“贱文化”的定义有一定的妖魔化，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较为出位的俗文化”。“较为出位”，未必大逆不道，就如同“犯贱”之人不一定道德败坏。改革开放这么些年，老百姓什么没见过，所以低估他们的觉悟和生存技巧亦有“犯贱”之嫌。一个女人在家里看《康熙来了》和老公发发嗲犯犯贱，难道她到单位就真的会和同事、老板犯贱？一个情操高尚（假定有这么个人）的人看了“贱无可贱”的电视节目，难道从此就会低级趣味？

　　窃以为，现在首要的问题不是一概封杀“贱文化”，视“贱”为洪水猛兽，而是应该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观众甘为“贱人”？我们在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时，是否“贵气”多了，“贱气”少了？

　　我这么说，并非意味我赞同“贱文化”对主流文化地位的冲击。“贱文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实际上和主流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主流过于“端着”的时候，“贱”出来消解一下，搞笑一下，乐而不淫一下，调节调节我们的神经，有什么不可以？至于有些人提出要给“贱文化”相应的江湖地位，这个提议就有点“犯贱”了———你跑到大浴场看看，里边表演的东西能上大剧院吗？

来源：《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