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这样事情的受害者，我也还在痛苦中，但是，我们还有路要走。”这是一位搜狐网友在网络连载《藏在书包里的玫瑰》后留下的感言，言辞简单，但却伤感。
在《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一书中，有13位出生于1980年至1984年间的“神秘人物” 接受了该书作者的采访，讲述自己的中学时期的性经历和磕磕绊绊的青春期困惑。尽管有人对该书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但更多的人却从书中感受到一种责任和爱心。作者在序言中强调：在这13人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的学生来自重点中学或声名显赫的学校。他们的存在是少数，但不是个别。
作者之一张引墨告诉记者，网络调查的数据统计说明，在现在的中学生中，已经发生过性关系的大概在10％以内，性学研究学者刘达临对北京市的中学生进行调查得出的数字是7.4％，上海是15.3％。
“我们要教育青少年，起码先要了解他们吧，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张引墨在青少年杂志《中外少年》工作8年的经历让她有机会赢得被访者的信任，即便如此，还是有2／3的中学生拒绝了她的采访。
在张引墨看来，“10％”意味着中国2000万中学生中的200万，他们的性问题快要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她认为，让更多的家长和教育者知道真相，是改善教育的前提，让中学生看到事例，可以使他们警醒。但更多的家长和老师却提出质疑：“这样的孩子是个别吧？”“让中学生看到这样的例子不好吧？”
已经发生？
镜头一
蔓菱：女，1981年出生，北京人。毕业于普通高中，高三结识一位男友并发生性行为。后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
这之前，你交过男朋友吗？
有，初三吧，交过一个男朋友。
你们那时没有谈到这方面的内容吗？
有，有一天在他家，他想做什么，但被我阻止了，因为那时，我什么都不明白，以为“倒霉”指来月经的时候和男孩在一起，就会怀孕。我一点都不懂，特别害怕。我初三时才“倒霉”，起初我在“倒霉”时都不敢和男孩坐在一起，包括我的父亲。我妈妈什么都没跟我讲过，没告诉我我已长大成人。一切都是自己在摸索。
她没有告诉你怎么办吗？
我来月经的时候，她才告诉我。
学校的教育呢？卫生课呢？
初二就上过了，但这种课只让我知道了女人为什么会来月经这件事，除了这个，其他就不知道了。而且那时年龄很小，觉得不就那么回事嘛。
后来和初三这个男孩怎样了？
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的学校，感情自然而然就淡了。
老师和家长的态度怎样？
父母不知道，老师太忙了，因为那是初三下半学期，她有点儿顾不上管我。
上高三时多大？
17岁的寒假。
当时感觉如何？符合你的想像吗？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不好，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发生，特害怕。我怕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但我觉得，为了他，是挺值的。
(摘自《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
如果不是在匿名的情况下，我们能到如此真实的对话吗？一位初一男孩的母亲告诉记者，就算他的孩子愿意提及同学之间的恋爱问题，但他绝对不会在家长面前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性的问题上，他们回避家长，在中国，这是普遍现象。
在拒绝与家长交流的情况下，中学生们的性问题现状在成人的视野里模糊不清，但性观念的逐渐开放却无法阻挡。
17岁的北京中学生林伟峰和陈曦于2003年完成一份名为《北京市中学生性生理、性心理发展现状及其期望的性健康教育调查研究》的报告，调查结果被学术界认为比较接近现实情况。对于“你怎样看待婚前性行为？”这一问题，接受调查的1795名北京中学生中，45.3％的初中生和63.9％的高中生认为，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
更多的新闻事件映证了调查报告的数据。北京妇幼保健所医生游川做过一项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统计，它显示自1998 年以来，在北京某妇产科医院接受中期引产手术的女性中，一半左右未婚，其中20岁以下的女孩达14％。而在该医院的另一个粗略统计表明，做大月份引产的女性中，50％为18岁以下的少女；至于一般人工流产，少女的比例更是日益增多。
2003年12月22日，一名刚刚出生的男婴因自己母亲的不慎，从一幢居民楼6楼坠落后死亡，而这个母亲还未满16周岁。
“近2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悄悄的性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教授长期从事性学研究，在谈及青少年的性问题时她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随机抽样婚前性行为调查结果是15％，最近计生委的统计数字，在做婚前检查时已经有婚前性行为的人占了60-70％。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孩子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性知识，但从互联网甚至色情片等渠道得到性知识是很多不正确的。李银河教授说，社会似乎总有一种″驼鸟政策″，以为不说就没有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数字太冰冷”张引墨说，《藏》一书中的访谈更能说明问题。
但一位高一男生的家长却不认为书中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她坚持，书中的情况可能存在，但情况的严重程度要视孩子学习生活的环境而定：“像一些技校、职业高中、艺术院校里的情况可能严重些，我的孩子在重点中学，老师管得紧，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张引墨并不否认，中学生中发生性行为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他们可能是中学生中的少数，但她极力强调的是，她采访的这些例子提醒成人，更多的青少年正在受到更多“隐性”性问题的困扰，如果自然欲望得不到正确的缓解，会对他们的行为和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教唆”与否？
镜头二
伟峰：男，北京人，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小学六年级交女友，初中二年级发生性行为，成绩从特好到特差再到特好，中途还被学校开除。现在在北京某大学二年级就读。
你和父母谈过与性有关的问题吗﹖
没有。
为什么到今天，父母虎试这件事是在初二。
(摘自《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
“我真的怀疑，老师和家长根本就不知道该怎样教育我们。”一位中学生的话可能点中了国内青春期性教育困境的要害：一方面青少年急待性知识的教育，另一方面，教育者们还在为如何划清“教育”和“教唆”之间的界限而苦恼。
“不要提前去唤醒孩子的性意识，在他护表示，她不会把《藏》一类的书给他的儿子看。
这位母亲的说法代表了大部分家长对于中学生性教育的态度。《南京晨报》于2003年底对96名中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在回答第10项“您赞成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吗”时，回答“赞成”的仅有10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家周孝正教授曾指出，人生中的‘性’在社会活动中分为四个阶段：性别交往，性交往，性活动和性行为。中学阶段属于性别交往阶段。很多家长和教育者担心的是，如果提前让孩子得知下一阶段的性的特征，会“教唆 ”他们提前模仿和提前成熟。
但《藏》的另一位作者孙云晓和一部分学者却不同意“教唆”理论。孙云晓因报告文学——中日儿童《夏令营中的较量》而成为受人关注的少年儿童问题研究学者。孙云晓告诉记者，他的观点是，社会已经发展，一个人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要求来压制自然的生理欲望。在书中，作者没有对中学生的这些性关系做太多的道德批判，重点不是讲这样做好还是坏，而是告诉他们可能的后果，告诉他们应该把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压后，必须要对自己、对别人负责任。
“如果想要这样做的人，不会等到这样的书出来以后再去做，不想做的人，也不会因为看了别人的例子就要去做。” 一名中学生对张引墨说。事实上，孩子懂得的要比家长们想象的多，但也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少。“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孩子是这样，家长也是。”张引墨说，“中国的家长，总是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说要打断孩子的腿。”在张引墨看来，家长可能低估了中学生的辨别能力。
张引墨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与过去不同，如果没有及时的性教育，青少年很可能受到性侵害， “在马路上、公交车上，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让孩子知道“将会发生的事”，他们才有可能学会怎样尽量避免性侵害，怎样处理可能发生的危险。
“我们的教育时间太晚，3岁应该得到的教育，到16岁才做。在很多性教育比较成熟西方国家，有完整的性教育方案，比如小学生要学会男女生殖器官的正确名称，知道自己是怎样出生的。而在我国，家长们还在对孩子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张引墨认为，像《藏》这样的书应该让孩子看，在被访者的故事中，看不到所谓的“欲望”，更多的是眼泪。